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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西方经典教育思想(一)  

2018-06-10 08:18:51|  分类: 【教育百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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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他所做的是帮人生孩子(知识),孩子(知识)是每个人自在自有的。故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称为“产婆术”,而把自己比喻为知识的接生婆。

也许纯属巧合,苏格拉底的母亲恰恰就是一位接生婆。苏格拉底算是子承母业,母子俩共同做着助产的工作而乐此不疲。苏格拉底常常从对方所熟知的具体事物和现象开始,通过提问,揭示对方的自相矛盾之处,如此层层推进,直至最终得出双方都认可的结论。

且不说苏格拉底的认识论正确与否,他所创立的“产婆术”在教人求知求真方面确是匠心独具,开了西方“启发式谈话法”的一代先河,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

2.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7岁前的教育以体育为主,要及时地引导儿童做些适宜于肢体发育的各种活动。儿童自幼养成耐寒的习性,很有必要;儿童习惯于寒冷,不仅可以促进其体格健壮,而且可为其长大成人后的从军入伍作准备。至于儿童的啼哭,则不必禁止,啼哭时扩张肺部,有助于身体的发育。5岁前不可教儿童任何功课,以免妨碍其身体的正常发育。5岁前的儿童主要活动是游戏和听故事。“儿童游戏要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涵柔靡的情调”。故事应由负责儿童教育的官员作出精心的选择。游戏和所讲的故事,最好能与将来的工作相联系,是将来应从事的工作的简单模仿。儿童的环境对其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要使儿童听狠亵的语言,更木能让他们讲狠亵的语言,一旦轻率地口出恶言,离恶行也就不远了。同样,也不要允许他们看狠亵的图画或戏剧表演。人们对最初接触的事物往往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人在幼时,务使其隔离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念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以慎防,勿令耳儒目染。”从5岁到7岁这个年龄时期,儿童可以旁观人们正在从事的他们将来将要从事的工作。

根据亚里土多德的学制,要使儿童从7岁起便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的任务是帮助增进健康和“增进战斗力量”。为使体育能发挥效用,应采取一种合适的方针。当时,有的希腊城邦以培养运动员的办法去训练儿童和青少年的身体。亚里土多德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方针,因为少年儿童过度地锻炼会留下恶果,儿童的体质经过长期的剧烈运动将受到损伤。一些在儿童期参加竞赛而得到优异成绩者,到了成年仍能在竞技中得奖者至多只有两三例而已。所以在17岁以前,儿童的体育规程只能是一些“轻便体操”。同时,体育教师应训练儿童身体养成正常的习惯。竞技教师只能教给儿童以轻巧的武艺,如弓箭、弹丸之类,使其初步得到军事技术的训练。亚里士多德不赞成斯巴达人所采取的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严酷训练的方针。斯巴达人用野蛮的措施培训儿童勇敢的品德,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勇敢是与凶猛不同的。“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勇敢”,例如在兽类中,真正勇敢的如雄狮,其性情往往是比较温和的。那些以掠夺为能事的匪徒以及那些吃人的生番,他们并无真正的勇敢和美德。只有那些能正视危难,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

3. 伊索克拉底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是古希腊修辞学家。他出身于雅典富裕奴隶主的家庭,是智者派高尔吉和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有时跟苏格拉底学习,以撰写法庭诉讼的演说词为职业。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吕克系附近创设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是古代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学生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他的教导下,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被称为古代最成功的专业教师。

伊索克拉底认为雄辩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具有单纯技巧的修辞学家,他要求把修辞和演说提高到真正艺术的水平,而认为华丽的辞藻对于个人的美德和国家的正义只能起着衬托的作用。为培养演说家,他提出了广泛的课程,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学在高等学校中的重要意义,他帮助哲学家们使雅典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学中心。

伊索克拉底现存的著作有多篇,主要是一些政治演说和法庭的辩论。

4. 西赛罗

西赛罗(Cicero,前106—前43)是古罗马的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而且是一位才干超群的政治活动家,他对于古代罗马的教育有着重要贡献。他是雄辩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的《雄辩术》一书,是古代有关雄辩教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西赛罗的家庭属于骑上阶层,家道富有,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后在著名的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受教育。青年时期,按照传统习惯,他接受过军事训练,服过兵役,最后按当时的教育传统到雅典的哲学学校游学两年。他受完教育以后,便从事律师工作,不久便步入政界,凭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天才以及纵横掉阁的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而步步高升,公元前64年,在竞选运动中,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首领卡提柯那,而当选为执政官,登上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斗争中,他逆历史潮流而动,死守共和制不放,当共和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时,西赛罗本人也就成了它的殉葬品。罗马三头专政清洗反对专政的元老院时,西赛罗逃亡未遂而被害。

雄辩术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共和时期,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到了共和末期,它的重要性逐渐消亡,随着帝制的建立,雄辩术也就逐步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但是却在另一种含义下,继续为帝国效劳,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代名词。

西赛罗生活的年代正是这个时期。西赛罗的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不仅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丰富了雄辩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意义。他的培养雄辩家教育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话点。

西塞罗认为,在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中,练习应占重要地位,练习是培养雄辩家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他强调,练习是使有关雄辩术的各种知识转化为演说效果的最重要的方法。西塞罗指出,练习的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练习法是模拟演说。这种方法是指,先确定一个与在讲坛上讲演类似的论题,然后对讲题作充分的、深思熟虑的准备,最后发表演说。

按照西塞罗的意见,在各种练习中,最主要的练习是写作。写作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转移到演说能力中去。演说词要求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富有韵律。这些只有通过演说词的写作练习才能得到。写作的练习必须持之以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否则不可能得到明显的效果。这是西塞罗本人从几十年的亲身实践中得到的一条经验。

5. 昆体良

昆体良(公元35—95)生于西班牙北部,先在罗马受教育,然后回西班牙当教师,公元68年应召到罗马,由罗马皇帝授予他罗马帝国第一个修辞学教授职位。公元90年昆体良当罗马皇室两个贵族儿童的教师。著作有《演说术原理》,约成于公元96年,后失落,于1416年重新发现。

昆体良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不仅反映了公元前后二百年间罗马学校教育的实际,而且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培养演说家的教育思想。他与西塞罗一样,认为一个理想的演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华丽的辞藻更重要得多。他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演说术原理》一书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统的教学方法论著。

6. 维夫斯

维夫斯(1492—1540)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教育家。他出生在瓦伦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幼年受家庭教育,1508年入瓦伦西亚大学学习。1509年入巴黎大学,1512年因不满当时经院主义的教育,离开巴黎去佛兰德,在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并与伊拉斯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523年应邀到英国,任玛丽公主的家庭教师,并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和莫尔过从密切。在英王亨利第八的离婚案中,他站在王后凯瑟琳一边,后离开英国,终老布鲁日。

维夫斯和伊拉斯谟及法国的布迪,号称欧洲人文主义的三杰。他是和经院哲学进行斗争的一位中心人物,他广泛采用归纳的科学方法,注意观察和实验,比培根早了两个世纪。他从事教育实践,注意教育研究,德国教育史家朗格称他是教育新道路的开拓者,是近代欧洲的昆体良。他的重要教育著作有《智慧入门》(1524)和《知识的传授》(1531)。

《智慧入门》是一本道德箴言集,共592条,内容包括论智慧、人的三个领域、事物的性质和价值、身体、精神、学习、德行和感情、宗教。耶稣基督、食物消耗、睡眠、慈善、如何与人共同生活。言语和交往、誓言以及如何待人等17个部分。这本书在16世纪后半叶以后的百余年间,曾经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成为英国教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知识的传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共分教育的起源、学校、语言教学、高级课程和学习与生活五卷。他认为教育和生活是一体的,在人的一生中,对于智慧的追求无有终结。知识和德行是教育的目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公众的幸福。热爱上帝是生活的最高目的,所以教育的目的和宗教的目的是一致的。在维夫斯看来,莫尔的“乌托邦”大家庭是柏拉图的学园的复活,因此他给学校取名学园,合小学。中学及大学为一体。他很重视校址的选择,要求空气清新,供应方便,远离市区和交通要道。三、四两卷是课程论部分,他认为课程的基础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拉丁文的学习,要求学生能讲拉丁误,阅读拉丁文专著,也要学习希腊文。维夫斯也很重视本族语的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本族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他认为自然研究是一门重要的学科,知识的各个部门都来源于自然,感觉是通向知识的道路,所以应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感觉的训练。他提出体育运动应在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重视教师的培养,主张教师应经过试用,接受校长的仔细考察,然后授予其教师称号。维夫斯的这些教育观点曾对培根和夸美纽斯产生过重大影响。

7.蒙田

蒙田(1533一1592)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者、著名的散文家。他于6岁时入塞恩中学,受过极严格的古典教育,从13岁起学法律,后曾游历欧洲许多地方,并当过波尔多市长。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文》三卷,其中论述教育、学校和教师的文章有《论学究气》和《论儿童的教育》等。

蒙田对当时流行的狭隘人文主义教育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他指责学究气的人文主义者以空洞的。死板的书本上的东西去填塞儿童的记忆,这种教育所培养的只是迂腐的学究,而不是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文化修养的绅士。

蒙田所关心的是贵族儿童的教育。他认为,适当的教育应当在慎重选择的导师指导下进行。他希望做导师的应陶冶儿童的感情,使他们成为最忠诚于国王的臣民和绅士。他认为贵族儿童注定要成为统治者,因此,应使儿童从幼年时期起就学会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举止、礼仪以及音乐和舞蹈,并要经受体育锻炼的严格磨练。

针对极端形式主义的烦琐的教学方法,蒙田提出了许多值得予以重视的意见。他希望教师改变像漏斗灌东西似的教学方法,而应当按照儿童的能力来进行教学。在教学中不应当只是教师一个人在讲话,而且也应允许学生有讲话的机会,教师应当让学生说出学过的东西,并理解它的意义和实质。他还希望教师让学生谨慎地吸取一切东西,而不相信只凭权威树立或者未经考察的东西,认为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因而也寻找不到什么。他说,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一个目的,即“培养儿童完美的判断能力”。他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培养对学问的兴趣和爱好,否则我们将只是教育一些满载书籍的傻子”。蒙田这些教育观点对后来的洛克和卢梭有很大影响。

8. 路德

路德在教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写的《致全德市长及地方议会参议员的信》、《遣送子女求学的责任》,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观点。

对于当时的教育,路德作了严肃的批判。从大学到初等学校,来不存在着严重问题。许多学校已经堕落成罪恶的场所,成为“地狱和涤罪所”,儿童整天在其中受到鞭打、折磨。在大学和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们、修道士们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是一些只关心填满自己的胃的人,他们根本不能胜任教学和管理学校的工作,由这些人教出来的学生,除了变得更加盲目和愚蠢外,是不能指望得到什么的!路德甚至把大学、修道院学校中的教师、神父、修土比作“粗劣的肥胖的驴子”,“戴着珍珠的猪猡”。各级学校的沉沦还表现在没有好的图书馆,没有好的书籍,所有的只是一些充塞着谬误的书,那些有毒的不干净的书充斥修道院的各个角落。既然无书可读,路德问道,那么学生和老师又怎么能与他们所读的书显示出不同呢?“乌鸦不能孵化出鸽子,同样,愚人也不可能培养出聪明的人”。教师教的都是一些无用的东西,同时他们对于教法也是一窍不通。因此青少年们在学校里呆上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头来既学不到拉丁文,也学不会德文。所以路德认为,大学、修道院除了把人变成“驴子和笨伯”,人们是不能得到其他东西的。再加上这些地方所存在的“可耻的罪恶”的东西,以致使青年人在其中遭到“令人痛心的摧残”。既然如此,青年还不如不进这些学校,使他们保持无知状态,反比身心遭到摧残要好得多。因此出路是,或者把这些败坏和摧残人的学校加以“毁灭”,或者改造成“基督的学校”。

路德认为教育包括了两方面的职责,一是培养僧俗两界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一是对人民实施普通教育。他认为僧俗两界所需的专门人才中最重要的是神学家、法学家和医学家。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而提出的。首先,路德十分重视法学家的培养,理由是德国的政权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的法律的基础上的”,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就必须维护法律,而要维护法律就要有知识和智慧。在世俗政权中,正是那些有知识的法学家和其他学者在维护着法律,并以此来维持世俗政权的正常运转。

教育的另一个职责是提高人民的文化和道德。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当权者就不应吝啬钱财,在教育工作上要舍得花钱。因此,路德在致市长、议会成员的信中呼吁他们把青年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城市的快乐、光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责任把城市治理好。他们应尽心竭力,日夜为此而工作。如果认为人民的生活是否幸福与己无关,那么这种人是不配统治人民的,他只配统治猪狗。那些王公大臣们只知吃喝玩乐,整天在酒窖厨房梭巡。所以办好教育的责任,自然地就落到了市长、市议员的身上。

根据以上的理由,既然僧俗两界都需要教育,那么,僧俗两界的领导人也应把办教育的责任担当起来,教会应当办教育,世俗政权机关也应办教育。路德这种主张对于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各国影响很大。从这时起,教会和国家政权机构同时办教育就逐渐成为欧洲数百年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只不过是世俗政权机构在办学中逐步处于主导地位,教会由国家支配日益显著而已。

(来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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